从怀揣支援祖国边疆建设梦想的少年知青，到赶着羊群漫过鄂托克草原的羊倌，再到成长为一名牵起民族团结纽带的使者——王强的人生轨迹，是一部用半个多世纪光阴写就的“民族团结实践录”：他最动人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藏在草原深处、羊圈、炕头里的一次次伸手、一次次交心。

  2024年9月27日，北京京西宾馆，群英荟萃，嘉宾云集。盛大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会场，灯火辉煌，气氛热烈。辉煌的灯火映照在嘉宾们的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这些从祖国各地汇聚而来的精英们，有的是身残志坚的社区“守护者”、行走在边陲的“白衣天使”，有的是大山深处的“书香引路人”、雪域高原的“筑梦园丁”，还有的是扎根草原的“知青羊倌”、产业报国的“文化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身处不同的岗位，却以同样的赤子之心，书写着感人至深的民族团结篇章。

  2024年，王强在北京参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与所有参会的代表一样，“知青羊倌”王强的心情是激动的、澎湃的，他一遍遍深情地抚摸着胸前那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奖章，任由万千思绪划过记忆长廊，映出此刻辉煌的灯火，映出那些深深浅浅的足迹——从烟雨江南中走来，在草原深处扎根。知青、羊倌、民族团结使者，这些词像一粒粒种子、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里，生根、发芽，长成了生命的大树。这一刻，所有的过往都化作心中无上的荣光和眼前这激动人心的幸福时光。

  奔赴草原

  20世纪40年代，王强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那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六朝古都，是秦淮河最为宠爱的城市，春天海棠烂漫，秋天桂花飘香。王强的父亲是军官出身，气宇轩昂，眉宇间总有几分威严；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说话轻声细语，眸光中闪烁着无尽的慈祥。兄妹六人亲密无间，他排行老四，是父母最小的儿子，自然也就成了最被疼爱的那一个。他遗传了父母的聪慧，自幼敏而好学。上初中时，他已经能用流利的英语朗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了。那些优美的句子从他嘴里流淌出来时，同学们总是投来羡慕的目光。那时候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过玄武湖畔，看梧桐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人生平静地向前流淌。

  1968年，王强21岁，在南京第九中学上高中，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喜欢读书、喜欢思考，也喜欢和同学们一起高谈阔论、畅想未来。

  八月桂花遍地开，是秋天登场的季节。但南京的秋天总是来得很慢，玄武湖边的枫树刚刚换上淡淡的秋装，那红色还需要一些时日才会变得浓烈，现在只是浅浅的，像是羞怯的少女脸上泛起的红晕。那天，一支工宣队突然进驻学校，板报上刊登了“知识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宣传告示，操场上贴出了红色的“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字幅，宛如四面旗帜，在秋风中猎猎飘扬。同学们的激情被点燃了，大家眼光发亮，围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新鲜事物。王强的心也被点燃了，他渴望“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支援那里的建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哪里呢？他也不知道。

  就在大家为此感到茫然的时候，《人民日报》上的一条消息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北京知青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那张报纸在他手里被反复翻了好几遍，那些关于草原的文字，宛如初秋和煦的风，暖暖地吹进了他的心里。“咱们也去内蒙古吧，去最艰苦的地方。”王强和同学们商量着，找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沿着内蒙古版图，寻找那些标注着沙漠、戈壁的地方。额济纳、阿拉善、鄂托克……这些陌生的名字，像一个个神秘的符号，在眼前闪耀。他们一封一封地写信，寄向那些神秘的地方——陌生的旗县，信里写着满腔的热忱和期望，写着青春的梦想和誓言。

  一个多月后，一封信从遥远的北方飞了回来，信封上的邮戳是“内蒙古鄂托克旗”。信的内容很短，字迹有些潦草，但意思很清楚：愿意接收南京知青去插队。这封信在同学们中间不断地传阅着，王强捧着那封信，手有些颤抖……然后是一阵阵的欢呼声，笑声震得教室的窗户都在响。同学们争着要报名，好像去晚了，那片草原就不属于他们似的。心潮澎湃的王强，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地跑到玄武区主管单位报了名。他知道青春的热血，需要一往无前的勇气。

  转眼之间，插队支边的日子临近了。王强早已收拾好了行囊，还把那几本心爱的《莎士比亚》也塞进了行李箱，心里突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那是一种对家乡的眷恋，是不可名状的丝丝乡愁，悄悄缠绕上心头。他难掩心中的不舍，约了几个相好的同学去爬山，他要把家乡的山水好好看一看，烙印在心田里。他们去了紫金山、去了栖霞山，没日没夜地玩，好像要把所有的快乐都在那几天挥霍完。

  几天之后，插队支边的名单已经张榜公布了。他兴奋地挤进人群，从头看到尾，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他愣住了，他明明报了名，明明那么坚决地要去插队支边！他找到区主管单位，“我报名支边了，为什么名单里没有我？”他的声音里带着委屈，也带着愤怒。

  相关负责同志看着他，语气平和地说：“按照文件规定，发榜之前要征询支边学生的意见。可你不在家，你母亲又说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你的态度如何。出于对你负责，我们就把你的名字撤下来了。”

  王强一下子蒙了，母亲知道他插队支边的事。母亲是舍不得让他走。之前，他的两个哥哥早已经参加工作了，如今，最小的儿子也要远走高飞，而且是去荒凉的大西北。做母亲的，怎么能不心疼呢？但他没有放弃，铁了心要去支边，经过一番坚持力争，最后补上了他的名字。

  王强回到家，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小牛，留下来吧，陪妈妈一起生活。”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天空里飘落的一枚秋叶。

  小牛是王强的乳名，许多时候，母亲总是这样亲昵地呼唤他，乳名里饱含着天伦至爱。王强看着母亲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莹莹的泪光，只是没有流出来。他知道母亲心里很难过，有些于心不忍，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一往无前。

  1968年10月21日，南京下关火车站，人潮涌动。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人，哭声、喊声、叮嘱声，混成一片。一列墨绿色的火车静静地停在轨道上，车头冒着白色的蒸汽，像一匹等待奔跑的骏马。王强背着行囊，随着人流走进车厢。他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车窗推开一条缝。他看到母亲站在人群中，踮着脚朝这边张望。母亲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他想喊一声“妈”，可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怎么也喊不出来。

  汽笛长鸣。那声音尖锐而悠长，像一把刀割裂着离别的心。

  火车缓缓启动了，车轮与铁轨摩擦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王强不停地望着窗外，望着送行人群中，母亲越来越小的身影。母亲在不停地挥手，他也不停地挥手。可是，他与站台越来越远，母亲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苍茫的江南山水里。一同消失的，还有那熟悉的街道、飘香的梧桐、巍峨的钟山。他转过身，眼泪终于流了下来。

  扎根草原

  10月24日，经过连续四天的长途奔波，“知青专列”终于到达了终点站——内蒙古乌海市。这是进入霜降的第二天，再有七八天就是重阳节了。王强跳下火车，一股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这才知道，这里的秋天堪比南京的冬天。幸好火车上发了冬装，他们全都换上了厚厚的棉袄，这才抵挡住了深秋的寒冷。

  第二天，知青们分赴各自插队的公社。王强坐上一辆马车，一路颠簸着来到了阿尔巴斯公社红井大队红井小队。这里，将是他的新家，也是他们17个知青共同的家。

  第一次面对辽阔的草原，王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天那么蓝，蓝得像洗过的宝石；地那么阔，阔得一眼望不到边，秋风阵阵，枯草瑟瑟，泛起褐色的波浪。不远处，雪白的羊群像云朵一样散落在草原上，缓缓地移动着。王强看着那些毛茸茸的、个头比牛犊还要大的羊，心里满是新鲜。他和几个知青丢下行李，嘻嘻哈哈地跑过去骑羊，结果一个个被摔在地上，笑声滚过旷野，惊起一群飞鸟。那笑声，是他们送给草原的第一份礼物。

  来到知青驻地，生产队已经给他们炖了一大锅羊肉。这是草原上最好的待客美食，那浓浓的肉香弥漫在草原上，早已勾起了大家肚子里的馋虫。然而，当牧民把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手把肉摆在他们面前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没有人敢下手。

  “吃吃，大家快吃，用手抓着吃。”牧民们热情地招呼着。

  王强嘴上应承着，却没有一点动手的意思。那带着骨头、冒着油光的大块羊肉，和他们曾经吃过的羊肉完全不一样。

  王强怎么也没有料到，一场盛情款待，就这样让他们饿了肚子。草原，用它最隆重的方式，给了知青一个带有幽默感的“下马威”。

  插队生活开始了，王强被安排在了水利队。平日里，他们住大通铺，吃大锅饭。日子虽然艰苦，但年轻人们在一起，总还是有说有笑，苦中有甜。然而，王强心里却多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一天比一天强烈。他想，既然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就应该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然的话，怎么叫接受再教育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向组织汇报后，得到了赞同。但他的知青战友们却表示不理解，国家每个月给知青发放四十五斤粮食，生活条件远远高于当地群众，倘若和牧民一起生活，则意味着要过更清苦的日子。因此，很多人都觉得，王强吃不下这个苦。

  然而，王强没有犹豫，他根据组织的安排住进了“贫协主席”斯仁道尔吉家。从此，他当起了草原羊倌，每天挣三个工分，可以得到四毛钱的分红。

  “老贫协”是草原上最贫穷的一户人家。一家五口人住着十几平方米的房。墙是土坯的，地是干泥地，窗小屋暗，有时候大白天都需要点灯。一日三餐，顿顿都吃粗粮，很少有改善伙食的时候。对于王强来说，粗粮虽然吃不惯，倒也能应付。而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老贫协”家的虱子太多。那些小东西躲在衣服的褶皱里，藏在被褥的缝隙里，咬得他彻夜难眠。更难的是，言语不通。斯仁道尔吉一家是蒙古族，说的全是蒙古语。王强听着他们叽里咕噜地说话，像是在听外语。他时常用手比划着，想表达自己的意思，对方也比划着，想告诉他什么。有时候，比划了半天，谁也不明白谁，只好相视而笑。

  为了消除隔阂，王强给自己立了一个计划：三个月学会蒙古语。他虚心向家庭成员学习，然后以汉语备注英语的方式记录在笔记本上，一有空就念叨：“柴兀——喝茶”“不大衣底——吃饭”“踢迈——骆驼”“豪尼——绵羊”“亚玛——山羊”……辽阔的草原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景象：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年轻羊倌，一边放羊一边对着空气比划，嘴里念念有词，酷似一个人在演独角戏。羊群在他周围安静地吃草，偶尔抬头看看他，又低下头去。

  三个月后，生产队召开政治夜校大会。牧民和知青们用各自熟悉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的心声和学习体会。轮到王强发言时，他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开口竟是一口流利的蒙古语。会场一下子安静了，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像看奇迹一样看着他。待他讲完话，满屋子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牧民们竖着大拇指，知青们惊呼：“这小子神了！”王强站在那里，脸微微有些红，心里却满是欢喜。他终于可以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毫无障碍地交流了。

  1969年，王强在鄂托克草原牧羊。

  一个羊倌，单单会放牧是不行的，还得会接羔、抓绒、起羊粪，这些活儿一样也不能落下。对于王强来说，这些活儿是难不住他的，很快就能驾轻就熟，只是起羊粪让他吃了不少的苦头。所谓起羊粪，就是用镐头把羊圈里板结的羊粪刨起来、清理出去。这是个力气活，得奋力去刨，一镐下去，“噗”的一声闷响，板结的羊粪应声而裂。虽然羊粪是刨起来了，可羊粪渣儿四处乱飞。眉梢、鼻孔、嘴角、耳朵，落得浑身都是，冷不丁还有几星粪渣儿飞进了嘴里，令人恶心的腥臊味，先是搅得人肠胃痉挛，继而翻江倒海起来。王强不停地干呕，眼里都呛出了泪水。为了防止羊粪渣进嘴，他弄来一只口罩，粪渣总算被挡在了口罩外面，呼吸也总算舒畅了些。可当他看到身边的牧民没有一个人戴口罩时，又有些犹豫了。牧民们也是一镐一镐地刨，羊粪渣在脸上炸开，他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该说说、该笑笑，仿佛那腥臊味儿压根不存在一样。王强干脆把口罩摘掉了，尽管喉头发紧，气味难闻，他也坚持不戴口罩。一天下来，他被羊粪熏得喘不上气来，感觉鼻子都不通了，就连吐出的唾沫都有一股羊粪味。但他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到将羊粪清理完毕。

  草原的风沙，说来就来，不管季节，无分昼夜。有时候，一刮就是好几天，飞沙走石，遮天蔽日。风沙过后，生产队的水井常常被尘土掩埋。井是草原的生命，没有水，人和羊都活不下去。水井一旦被掩埋了，必须及时清淘。可淘井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井壁潮湿光滑不说，井下的光线也很昏暗，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伤亡事故。有一年，队里的水井又被风沙掩埋了。王强主动要求下井，牧民们都觉得他眼睛高度近视，不适合在光线暗淡的环境里劳动。可他坚持己见，执意要下井。他说：“让我去吧，我年轻，有力气，早点儿清淘了，早点儿让大家吃上水。”

  牧民们见他态度坚决，就没有再加阻拦。

  王强下到井底，井里又黑又潮，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凭手感摸索。起初，清淘工作还算顺利，可是时间一长，井架上的绳扣就松了。当装满泥浆的水桶升上井口时，不堪重负的绳扣意外松脱，沉重的水桶直直地朝井下砸了下来。王强听到井上有人紧急呼喊，他下意识地偏了偏头。水桶竟擦着他的鼻尖砸了下去，“砰”地一声落在井底，泥浆四溅。他虽安然无恙，但近视眼镜被砸得粉碎。当他跌跌撞撞从井里上来，眼前一片模糊，世界成了一团朦胧的光影。牧民们围过来，嘘长问短，又是庆幸，又是心疼。

  1969年，阿尔巴斯公社在红井小队开垦了一块旱地，搞“牧业学大寨”。王强被调到“大寨田”当保管。他每天忙着记账、分发工具、收储粮食，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不久，一封电报从南京飞来，打破了他心底的平静。电报上只有几个字：父母下放，速回。

  王强赶忙向大队借了200块钱，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是他离开家乡以来，第一次回去。母亲看着被草原风沙刮得又黑又瘦的他，不由得潸然泪下。她搂着王强，像搂着一个失而复得的宝贝，哽咽着说：“儿啊，你留下来吧，别再去草原了！”

  王强没有答应，他安顿好父母，把他们送到下放地苏北农村后，又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草原已经成了他无法割舍的牵挂，那里有他的羊群，有他的牧民朋友，有他熟悉的风沙和星空。

  情定草原

  王强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他口才好，又能说会道，平素爱开玩笑、讲故事。所以，牧民们都喜欢他，称他是个“红火人”，他走到哪里，就把红火带到哪里，把笑声带到哪里。

  这一年，王强24岁。在草原上，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大多已经成家。他虽然没有明说，但心里也开始盘算起了成家这码事。王强人缘好，牧民们平素都乐意和他交往，当他们知道王强有了结婚的想法时，就主动给他做媒人，一时之间，说媒的人接踵而至。今天这个来介绍姑娘，明天那个来说对象。王强表面上应付着，却不上心。牧民们都以为他心气高，瞧不上草原上的姑娘。其实不然，王强心里早有了自己心仪的姑娘——巴图那顺。

  那是一个午后，王强去井台上打水，远远地看见有个姑娘骑马赶着一群羊走了过来。那姑娘身材挺拔，风姿绰约，一条蓝色的头巾随风飘扬。这是怎样的一幅景色啊！蓝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蓝天白云下，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草原上，风姿绰约的女子沐浴着金色款款而行……这景象宛如一幅绝美的草原油画。王强看呆了，他痴痴地欣赏着这幅“油画”，直至姑娘走近了，他才看清她的脸，那是一张被草原阳光晒得微微发红的脸，眼睛又大又亮，清澈得像草原上的湖水。王强认得她是巴图那顺，他在心里默念着巴图那顺的名字，但巴图那顺没有理他，轻轻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留下一串渐行渐远的马蹄声。

  王强站在井台上，手里的水桶忘了放下来。他的心被那双眼睛勾去了，自那一刻起，他对巴图那顺油然生出了爱慕之心。

  王强自看上巴图那顺以后，整个人都变了。他再也不“灰说六道”，也不再到处开玩笑了。他变得沉默、变得拘谨起来，他经常一个人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牧民们看在眼里，知道王强有了心上人，就鼓励他：“看上哪个姑娘了，就大胆去追！”

  其实，王强不是不敢追求，他只是有一些顾虑。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担心被拒绝。在这个凡事讲政治身份的年代，出身不好的人谈对象被拒绝是常有的事。他不知道巴图那顺会不会在意家庭出身，也不知道她的父母会不会同意。他思前想后，决定亲自登门求婚。这样万一被拒绝了，也不会被别人知道，自然也就没人笑话他了。他这样盘算着，但还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队长张银保，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张银保是个热心人，当即拍着胸脯表示要给他保媒！王强连忙摆手：“不行不行，你是队长，有政治影响。人家不同意也得同意，还是我自己来。”张银保想了想，点了点头。

  一天黄昏，王强和张银保一起来到了巴图那顺家。巴图那顺放羊还没回来，只有她的父母在家。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映照着简单的陈设。

  王强和张银宝与两位老人寒暄着，说一些家长里短的话。言语间，他觉得老人的态度还算和蔼，就给张银保使了个眼色。张银保会意，借故离开了。当屋里只剩下他和巴图那顺的父母时，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把自己想娶巴图那顺的想法说了出来。他说完，紧张地等待着回应。

  巴图那顺的母亲没有说话，她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巴图那顺的父亲久久地凝视着王强，目光如炬，看得王强心里直打鼓。那目光像是在审视、像是在判断、像是在拷问：你这个南京来的知青，是真的吗？王强不敢躲闪，迎着那目光，让自己显得坦诚。

  过了很久，巴图那顺的父亲才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看巴图那顺的态度吧。”他语气平静，听不出喜怒。

  王强只得告辞。临走时，他特意叮嘱两位老人，不管巴图那顺同不同意，请不要把这件事传出去。他始终担心被别人知道了，笑话自己。

  红井小队有一口水井，队里的牧民们都来这里取水。这里实际上成了生产队的一个消息中心。张家儿子找了个漂亮媳妇，李家大嫂生了个大胖小子……不管谁家有什么事，不消半天时间，就会从井台边传向各家各户。

  王强自打去巴图那顺家求婚后，就特别留心起井台来。他每天去那里打水，有意无意地去听人们说话，看有没有人议论他。还好，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和巴图那顺的传闻，他的心稍微踏实了些。可是，巴图那顺迟迟不回话，又让他焦灼不安起来。有几次，他想趁巴图那顺到井台上打水时问个究竟，可巴图那顺看见他就躲，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留。整整一个夏天，他没有等到巴图那顺的一句回话。

  秋天，王强又被派到“大寨田”当保管，他心想，这下可不好办了，那里很远，离他原来的驻地有几十里的路程，以后想见巴图那顺就更困难了。巧的是，当王强到“大寨田”当保管之后，巴图那顺却经常到这里来。原来，巴图那顺是抱养的，她的生母是“大寨田”的巡护员，她时常来看望自己的生母。这正是王强所期盼的，所以，每当巴图那顺来看望生母时，他就让队里改善伙食。有时让炊事员多炒两个菜，有时让炊事员炖点羊肉。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巴图那顺，虽然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用，但他觉得，至少巴图那顺会知道，他在惦记着她。尽管他依然没有机会直接向她表白。

  那年冬天，王强被调回大队担任会计。大队给他配了一匹马，还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土房，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房子虽然简陋，但好歹是他一个人的空间。他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想着，如果巴图那顺能来这里坐坐，该有多好。

  一天下午，王强准备出去遛马，却被大队长给拦住了，递给他一张字条，说是巴图那顺给他的。字条是用烟盒纸写的，皱皱巴巴的，上面全是蒙古文。王强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却不认得蒙古文。他把字条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只得让大队长给他翻译。

  大队长虽然能说双语，但要把蒙古文准确地翻译成汉语，还是有些困难。他磕磕巴巴地念着，时而挠头，时而皱眉。王强从他词不达意的翻译中，渐渐明白了字条里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你曾向我求过婚，我现在同意，你同不同意？

  王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让大队长又念了一遍。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同意！”王强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随后又补充说，“我怎么会不同意呢？为了这句话，我等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大队长笑了笑，朝不远处招了招手。一个身影缓缓走了过来，是巴图那顺，没错，她穿着蒙古袍，围着蓝色的头巾，一步一步走了过来。王强站在那里，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欢喜，有感激，还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

  夕阳远悬天边，金色的阳光映照着草原，也映照着王强和巴图那顺，他们坐在一起敞开了彼此的心扉。这是他们第一次这样面对面地说话。王强看着巴图那顺，心里有着很多话想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他沉默了一会儿，决定先说自己的身世，在他看来，这始终是横亘于他们感情之上的一道坎，只有越过了这道坎，他们才有继续相处乃至结婚的希望。

  “我出身不好，你不怕受影响吗？”他坦诚地说。

  巴图那顺看着他，眼睛里闪着脉脉温情：“我是找对象，不是找家庭和社会背景。”

  这话像一束光，照进了王强的心里，那长久以来，潜藏于心的阴影，在那一瞬间敞亮了起来。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踏实，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轻轻问巴图那顺：“你喜欢我哪一点？”巴图那顺说：“你是个红火人。”王强愣了一下，随即偷偷地笑了。

  几天后，王强又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巴图那顺家，这次，他不再忐忑了，而是信心满满。他郑重其事地向两位老人提亲，满以为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然而，当他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之后，巴图那顺的母亲倒是没说什么，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而巴图那顺的父亲却表现出了老大的不情愿，他找了一大堆理由横加阻挠。他说他就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他说你是南京人，哪天拍屁股回了南京，撇下女儿怎么办？他说你看某某结婚不到三年就离了婚，某某经常打老婆，某某夫妻天天闹矛盾……他举了很多例子，说了很多推诿的话。

  王强知道，巴图那顺父亲说的都是实情，其中的那些人，他也认识，其中的那些事，他也全知道。可是，他没法解释这些事情。他只能说，我不会的，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

  巴图那顺的父亲只是摇摇头，不肯相信。

  王强有些急了，他看着老人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向您保证，我永远不离开草原，永远不离开巴图那顺。”

  这话说出口时，王强自己先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说出这样坚定的话来。可这话说出来后，心里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坦然。

  巴图那顺的父亲看着王强，目光里闪过一丝惊讶。沉默良久，他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既然你们两人都同意，干脆结了婚算了。”

  这话完全出乎了王强的意料，他没有想到老人会突然改变态度，而且很干脆，干脆得让人猝不及防。他站在那里，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地点头。

  因为快要过大年了，他们商定来年正月初四去公社办理结婚登记。

  正月初二，王强独自在家里想着心事，想着即将步入的婚姻殿堂，心头不免掠过一丝感慨……突然，巴图那顺的生母来找他，说是巴图那顺病了。王强一听就急了，怎么突然间就病了呢？他想了想，可能是巴图那顺想让他去给自己的父母拜年。他这样想着，赶紧跑到供销社打了一斤散酒，就往巴图那顺家赶。

  王强来到巴图那顺家，两位老人对他倒也客气。只是巴图那顺不在家，到草原上放羊去了。王强随即又来到了巴图那顺放羊的地方，只见她一个人坐在草地上，羊群在周围吃草。王强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问她怎么病了。她说是感冒了，没什么大事。王强也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陪着她放羊。整整一个下午，两人没说几句话。黄昏，王强将要离开时问巴图那顺：“什么时候结婚？”巴图那顺说：“什么时候病好了，什么时候结婚。”

  王强回到自己的小屋，又开始等待起来，只是这次没有让他等太久。正月初七，巴图那顺骑马来到他的住处，说明天去登记结婚。他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巴图那顺走后，王强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巴图那顺骑的是走马，平稳缓慢；他骑的是奔马，跑起来飞快，这两种马是走不到一起的。应该去借一匹走马，这样才能步调一致。他这样想着，立即行动了起来，策马跑了十几里地，来到生产队饲养室，向马倌说明了来意。

  马倌是个爽快人，一口答应了下来，还特意让妻子给王强包饺子吃。马倌两口子是陕西榆林人，饺子做得特别香。王强吃着饺子，心里暖乎乎的。这是他到草原以来，吃得最难忘的一顿饭。

  傍晚，王强准备回家时，马倌拉住他，非要一起喝酒不可。王强怕误事，不肯喝。马倌拍着胸脯保证：“明天保证不误事！”王强推辞不过，就和马倌喝了起来，两人推杯换盏喝了整整一个晚上，也不知喝了多少酒。第二天天一亮，王强晕晕乎乎地骑马往回赶。当他回到住处时，巴图那顺早已经等在那里了。她穿着新袍子，围着蓝头巾，安静地站在门口。王强心里一阵愧疚，连连道歉。巴图那顺也没有抱怨，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在去公社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雪，先是纷纷扬扬、越下越大，最后变成了鹅毛大雪。他们骑着马，在雪中默默前行，任由漫天飞雪落满周身。巴图那顺本来就不爱说话，王强因为自己迟到，觉得理短，也不好再说什么。两人就这么默默地走着，走在茫茫的旷野里，走在即将开启新生活的雪原上。

  突然，巴图那顺说了声：“给。”伸手递过来一样东西。王强接过来一看，是一块花手绢，叠得方方正正的。王强明白，这是恋人给他的定情信物，这意味着，恋人将自己完全地交给了他。王强握着手绢，感受着那绵绵的情思，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我绝不会辜负你！”他在心里默默许下誓言。许久，他把手绢小心地揣进怀里，放在贴近心口的位置。

  结婚登记很简单，交两毛钱，对着毛主席像鞠三个躬，两张结婚证就到手了。办完手续，他们从供销社打了十斤散酒，回到了巴图那顺家。巴图那顺的两个姨妈也来了，一家人吃了一顿面条，在大炕上住了一宿，他们的婚就算是结了，没有婚礼，没有喜宴。

  第二天，王强独自回到了自己的小屋，巴图那顺依然住在父母家。虽然他的住处离巴图那顺家只有十来里路，虽然他们也经常见面，却一直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有时候，王强去看巴图那顺，两人在草原上走走步，说说话。有时候，巴图那顺也来小屋看王强，带点吃的给他。日子就这样过着，平淡而温馨。

  1977年，巴图那顺给王强理发。

  那年秋天，大队特意给王强准了假，让他回家盖房。王强巴不得拥有自己的房子，就高高兴兴地张罗去了，选址、备料、建房……前前后后忙活了几十天，终于盖起了一间土坯房。房子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墙是土坯的，顶是茅草的，窗户小小的……房子盖好后，巴图那顺天天跑来给新房烧火。她盼望着早日将房子烘干，早日入住，结束他们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冬天，房子终于烘干了，可以入住了。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入住新房的节骨眼上，王强的账务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少了3800块钱，一下子成了轰动草原的“惊天大案”。

  很快，工作组进驻大队，开始查账，王强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每天，工作组的人找他谈话，问他钱去哪了。他说不知道，他不相信自己的账会错。可是，账面上的数字就摆在那里，差了3800，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他肯定将钱寄回南京了！”

  “一准是把钱挥霍了！”

  一时间，草原上传得沸沸扬扬。各种说法，各种猜测，传遍了千家万户，似乎坐实了这钱是被王强侵占了，甚至连巴图那顺也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她问他：“你真的没拿那些钱？”他说：“没有。”她继续问：“钱哪儿去了？”他说：“我也不知道。”

  账查了一个月，依然没有任何结果。王强心里越来越不安起来，他知道，如果再查不出结果，厄运就要降临到他的头上了。就在这时，一位曾经做过会计的老大爷站了出来，他说，查查上任会计的账吧。

  工作组采纳了老大爷的建议，着手查起了上任会计的账。这一查，问题水落石出了，账果然是错在了上任会计的手里，王强的账分毫不差，那3800块钱，根本就不是他经手的。真相大白，王强的清白被证明了。

  “我还是当我的羊倌吧。”账务风波过后，任凭队里如何劝说，王强坚决辞去了会计职务。他重新拿起了羊鞭，走在了熟悉的草原上，看云卷云舒，羊群自在，心里有一种久违的平静。

  这年腊月，结婚整整一年、历经了诸多波折的王强和巴图那顺，终于入了自己的洞房。夜里，王强看着身边的妻子，想起这一年来的波折，心里五味杂陈。他轻声说：“委屈你了。”巴图那顺握着他的手，轻轻地说：“有你在，就不委屈。”

  两三年后，许多知青陆续离开了草原。有的招工回城了，有的上学回城了，有的找门路也回城了。草原上的知青越来越少，空置的房子也越来越多。已有一双儿女的王强，却依然住在那间小屋里。面对数次回城、招工的机会，他全都放弃了，他选择了留在草原。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离开？”他坦然地说：“因为我热爱草原。”

  大队拆了那些人去房空的“知青房”，把木料送给王强，让他重新盖几间大房。王强照办了，在知青大量返城的时候，他搬进了自己的新家。新房比原来的大，比原来的结实，一家四口住着，宽敞多了。

  1979年，草原深处，一户蒙古族牧民的毡房里，一个新生的女婴发出了第一声啼哭。添丁进口，这本该是欢天喜地的事情，可命运却偏偏给他们降下了残酷的厄运——产妇大出血离世。孩子的父亲痛失爱妻，望着怀中嗷嗷待哺的幼小生命，满目怆然，竟萌生了弃养的念头。

  那时，王强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本就捉襟见肘，他和妻子早就做出决定——不再要孩子了。可当他得知那个刚出生的女婴将被抛弃时，顿生怜悯之心，无论如何也割舍不下这份生命的牵挂。他顾不得自家生活清苦，毅然将这个素不相识的孩子抱回了家。妻子与岳母也深表同情，她们没有怨言，尽心尽力去照料这个孩子。没有奶水，她们便东拼西凑买奶粉、米糊，熬肉汤、米汤、菜汤，一勺一勺地喂，硬是将那个气息奄奄的女婴从鬼门关里救了回来。

  孩子的生父每每与人说起此事，总是眼含热泪，连连称颂王强是好“安达”。从此，两个男人结为了真正的“安达”，生死之交，情同手足。

  这一年，大队任命王强担任红井小队队长。责任在肩，王强琢磨的第一件事，是怎样提高生产队的经济收入，扩大分红，让牧民们过上好日子。但他心里也清楚，生产队除了羊和羊粪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东西。羊，属于集体财产，不能随意处置或变卖，除此之外，唯一能利用的就只有羊粪了。王强注意到，草原上的羊粪特别多，而那些羊粪，除了烧火煨炕，基本派不上用场，堆得到处都是。他决定用这不起眼的羊粪来赚钱。可他的这个想法，牧民们全不看好，有人甚至认为他是胡闹。王强不为所动，他有自己的主意。他先从乌海兵工厂雇来几辆大卡车，把草原上的羊粪拉到宁夏石嘴山，卖给当地的支农单位。然后，从贺兰山拉上煤炭卖到吴忠。最后，从银川拉着大米回到草原。几趟下来，生产队的分红节节攀高。

  1979年，王强家分红800多元。这是他成家以来收入最多的一年，其他牧民的收入也非常可观。牧民们捧着钞票，回想过去不过百八十块钱的全年分红，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围着王强，问他：“这真是咱一年的分红？”王强笑着说：“没错，是咱一年的分红，是咱用羊粪挣来的！”牧民们感叹不已，一个劲地夸王强是能人。

  1983年，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草原上实行了生产承包责任制，王强所在的生产队就地解散了，草场和羊群分到了各家各户。王强第三次当起了羊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是在自己家的草场上，放养自己家的羊。

  席卷神州大地的改革开放春风，不仅吹醒了沉睡的草原，更吹醒了草原上人们强烈的发展意识。阿尔巴斯乡乡长赛丰嘎求贤若渴，先后五次登上王强家的门，请他出山发展地方经济。因为他当年用羊粪赚钱的故事，早已成为草原上的传奇和美谈。王强被他的诚意打动，决定跟乡长一起干，但他提出了三个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赛丰嘎当即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入党申请表，说：“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自此，王强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先后担任阿尔巴斯乡副乡长、乡长。那段时间，是他到草原以来最繁忙的时刻。有时候，半月二十天也回不上一趟家。每天，他不是奔波于各个嘎查之间，处理各种事务，就是协调各方关系，助力牧民发展牧业生产，提高家庭经济收入。那段时间，也是他人生中最为伤感的时候。父母相继在南京去世，他都没能回去见上双亲最后一面。自古忠孝难两全，他在深深的自责中，继续为草原的建设尽心竭力。

  后来，王强被调到鄂托克旗政府有关部门任职。那时，他家的四个孩子都已陆续上学，家庭牧业生产日益繁重，妻子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而王强的工作，也是忙得不可开交，他对家庭的关照也越来越少。他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快退休的时候，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重新回到草原，再次做起了羊倌。

  草原“驿站”

  年过花甲后，王强回到南京，决定在故乡养老。

  当年与他一起插队的老知青们闻讯而来，大家欢聚一起，回忆往昔，畅叙旧情，说着当年的故事，说着草原的风、草原的情、草原的人和事。说着说着，又勾起了深藏于心的久远记忆，大家不约而同地萌发了重回草原、看看第二故乡的强烈愿望。但大家心里也明白，岁月沧桑，时过境迁，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当年的生产队没有了，一些乡镇也撤并了，牧民有的搬走了，有的已经不在世了，要想“回乡”，困难重重。

  2019年，王强夫妇与部分老知青在钱塘江旅游。

  王强看着老知青们失望的眼神，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几天后，他作出了一个与自己初衷完全相悖的决定，那就是放弃南京养老，重新回到草原，安度自己的晚年。他的这个决定，不仅让家人乃至身在南京的兄弟姐妹们感到不解，就是老知青们也感到震惊。直到后来，大家才明白过来，王强要回草原养老只是借口，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自己草原上的家变成“知青驿站”，让那些身在南京的老知青们通过这个“知青驿站”，圆他们的“回乡梦”。

  一个多月后，王强又回到了草原。

  2018年，曾经在鄂托克旗插队的李俊、李兵、卢蓉等七位女知青相约到“第二故乡”去看看。王强挨个儿帮她们打听当年插队的嘎查，联系她们最想去的牧民家。她们到达的那天，王强早早等在路口，全程接送，陪她们“圆梦”。七位女知青在草原上尽情游览了三天后，在家人的催促下，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了南京。

  从那以后，探望“第二故乡”的南京知青越来越多。每年，王强都要接待十几拨这样的知青。

  南京知青寻梦草原，不仅圆了他们的“探亲梦”，也推动了南京与鄂尔多斯之间的文化交流。王强利用这些机会，积极推广鄂尔多斯婚礼、鄂尔多斯乃日、鄂尔多斯那达慕等民族文化。他也利用知青来访的机会，向牧民们讲述南京的历史、风物，让草原人民知道，千里之外，有一座古城承载着怎样的文明。

  这些年来，他还默默地为草原牧民架起另一座守护生命的桥梁。

  有一次，鄂托克旗一位牧民病情严重，银川医院建议转院治疗。这位牧民的家人找到王强，表达了转院南京接受治疗的意思，希望能得到王强的帮助。王强二话不说，立即与江苏肿瘤医院取得联系，亲自把牧民及其家属送到南京，安排住院。王强还担心牧民吃不惯南京的饮食，又动员当地的知青，给病人家属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房，予以陪护，还提供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让他们自己做饭吃。这一家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到草原后，他们专程登门拜谢王强。

  2020年，患病的牧民乌兰巴特尔急需赴南京治疗，由于受疫情影响，一旦贸然前往，能不能及时住院治疗无法预知，万一情况有变，势必会贻误病人就医，所以迟迟不敢行动。王强知道这个情况后，当即联系南京的知青，辗转帮乌兰巴特尔预约到了医院、医生、床位。幸运的是，整个治疗过程非常顺利。几个月后，乌兰巴特尔康复而归。他一见到王强，就紧紧抱住他，说：“王大哥，我的命是你给的。”

  北京京西宾馆，王强凝视着胸前那枚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奖章。奖章里映出的，是他七十七年的人生。从南京到草原，从知青到羊倌，从羊倌到民族团结使者。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在这一刻，化作了他心中的无限感慨。

  他想起了秦淮河畔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想起了母亲在火车站送别时那越来越小的身影；想起了第一次面对草原时的震撼；想起了斯仁道尔吉家被虱子咬得彻夜难眠的日子；想起了三个月学会蒙古语时牧民们惊讶的眼神；想起了那桶擦着鼻尖砸下去的泥浆；想起了巴图那顺递过来的那块手绢；想起了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土坯房，和土炕上那个握着他的手说“有你在，就不委屈”的女人……

  他想起了草原上的羊群，那些年他放过的一茬又一茬的羊；想起了牧民们的笑脸，那些年他帮助过的一个又一个的人；想起了南京知青们回到草原时的泪水，那些泪水里有青春的记忆，有岁月的沧桑；他想起了父母下放后，没能回去尽孝的遗憾；想起了妻子对他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想起了孩子们在草原上长大的身影；想起了那些他亲手撮合联姻的家庭；想起了那些他帮助过的牧民康复后的笑容……

  入夜，王强久久难以入眠，他凝望着窗外，凝望着北京的夜空，看着漫天璀璨的星光。可他知道，草原上的星空更美，那里的星星更大、更亮、离草原更近；那里的风，吹过千年，依然带着迷人的草香；那里的羊群，像云朵一样散落在无边的大地上，穿行四季，随风而舞。

  草原无边，草海深绿。辽阔的鄂尔多斯草原深处，他的家炊烟袅袅，巴图那顺煮的奶茶香味飘得很远。奶茶浓浓的香味里，有岁月的醇厚、有生活的甘甜，有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和阳光。

  2025年，王强与巴图那顺在草原上沐浴阳光。

  远处，又有新的客人到来。他们或许是南京来的知青，或许是外地来的游客，或许是慕名而来的访客。在这片见证民族团结的土地上，新的故事，还在继续书写……

  《鄂尔多斯日报·特别报道》2026年5月13日第18746期第6-7版，图片由王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