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
日本帝国主义在与沙皇俄国瓜分在蒙古地区势力范围的过程中,其主要的侵略目标是内蒙古。同时逐步形成了它的“满蒙政策”的构想。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其第二部分“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的七条要求,是它最初图谋我国东北和内蒙古的第一步设想,其中有五条涉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日本不仅迫使袁世凯接受这“二十一条”,而且在5月25日签订了中日《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把上述七条要求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下来。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发动了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与1915年支持满洲贵族组织“宗社党”,进行复辟清王朝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方面向巴布扎布的部队派遣军事人员,提供武器,将其作为“宗社党”复辟活动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但这次“满蒙独立”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内蒙古成为日本独霸的势力范围。但是,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英、美、法等列强不满日本独占“满蒙”的政策,苏俄废除沙皇俄国一切对华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它变换了侵略中国的方式,实行所谓“协调外交”,以所谓“和平的”、“渐进的”、“经济的”方式扩张其势力。对内蒙古的侵略也是如此。首先是向内蒙古输出商品。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短短的几年中,日本商品充斥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市场。通辽市场上的棉织品日货占90%;1920年林西市场上的日货就有43种之多。其次是向内蒙古输出资本。修筑铁路是日本输出资本,向内蒙古扩张势力的重要途径。1913年10月5日,中日签订《满蒙五铁路借款预约》;1915年12月17日签订了《中日四郑铁路借款合同》;1919年9月8日签订了《中日四洮铁路借款合同》,所谓满蒙五铁路中有三条途经内蒙古东部地区。另外京绥铁路从张家口到包头段的修筑也向“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借款600万元。1925年9月,“满铁”提出今后20年间的“满蒙开发铁路网”,新建35条共计长2 800公里铁路,其中有11条与内蒙古东部地区有关。第三,从1918年开始,日本在内蒙古开办了“满蒙毛织株式会社”、“蒙古产业公司”、“隆育公司”、“哈番农场”、“华兴公司”、“东蒙古拓殖盛德公司”、“佐佐江农场”、“早间农场”、“华峰公司”等,以经营土地为主,兼营其他行业。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确实以“渐进”的方式向内蒙古扩张。1927年4月,日本田中内阁上台不久,便于6月27日至7月7日召开了所谓“东方会议”,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为保护其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权益”,将采取武装干涉,并扶植和支持亲日的地方政府。与此相应,在日本国内也掀起一股“满蒙非中国领土”、“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要用武力保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等舆论。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也制造所谓“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寻找武力侵占“满蒙”的借口。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蓄意制造“柳条沟事件”,出兵占领了沈阳。在此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并于1932年3月成立了伪满洲国。1933年3月,日军又占领热河省。这样,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以及呼伦贝尔、西布特哈地区均被纳入伪满洲国版图之内,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伪满洲国政府成立后,在其国务院内设兴安局(后曾改为兴安总署和蒙政部),专门负责处理有关蒙古民族事务。在地方上,取消东部地区原有的盟旗制度,重新确立省旗制,将哲里木盟、呼伦贝尔、西布特哈地区和昭乌达盟北部先后划为兴安南北东西四个省;把原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南部各旗划入热河省和锦州省,把哲里木盟的郭尔罗斯前旗、郭尔罗斯后旗、杜尔伯特旗等划入新设的吉林、滨江、龙江等省。各省、旗公署均配备日本参事官,掌握实权。关东军的一部分精锐部队驻扎在东蒙主要城镇及中蒙、中苏边境线一带,把东蒙地区作为入侵苏、蒙的前沿阵地。同时,成立以蒙古人为主的兴安军,派日本人担任中高层军官,驱使其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与抗联、八路军和苏、蒙军作战。在经济方面,对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资均实行“统制”,强迫农牧民“出荷”粮谷、牛羊等,掠夺东蒙地区的森林、煤矿等资源,派遣所谓的“满蒙开拓团”,侵占蒙地。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奴化教育,向学生灌输“反苏反共”及“大东亚共荣圈”等反动思想,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识。
日军于1933年3月占领热河以后,便开始向内蒙古西部盟旗进行渗透活动。从1935年开始,关东军在锡盟贝子庙、西苏尼特旗以及归绥等地相继设立特务机关。同年底,指使东蒙李守信的伪军占领察北六县,并邀请德王访问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头目南次郎、板垣征四郎等分别接见了德王,答应给以武器、军费的支持。1936年4月,德王等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根据关东军的意见决定成立蒙古军政府;5月蒙古军政府在化德成立,“改元易帜”使用成吉思汗纪年。8月和11月,指挥伪军进攻绥远省,遭到国民党傅作义部的迎头痛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先后占领了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等城市,晋北和察哈尔、绥远省的大部分地区相继沦陷。日军在张家口成立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并在三个傀儡政权之上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作为其指导机关。1939年9月,上述三个伪自治政府合并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8月又改称为蒙古自治邦。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伪蒙疆政权。
日本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扶植成立傀儡政权后,专门成立了驻蒙军,驻扎在各主要城镇及铁路沿线,以维持其殖民统治;建立伪蒙古军和警察部队,将其作为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同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工具;日本特务机关遍布内蒙古西部各地,形成了特务统治网。日本在“蒙疆”地区建立银行,组织公司,调查资源,进行经济掠夺,仅1938年即从“蒙疆”输出物资总额达10 839万元。对粮食、畜产品等人民生活必需物资实行严格的“统制”政策;奖励农民种植罂粟,制造和贩卖鸦片,不仅掠夺毒害被占领区内的各族人民,而且将90%以上鸦片输往北平、上海等地出售,以牟取暴利。内蒙古西部地区变成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掠夺战略物资和向北进攻苏联和蒙古,向西进军大西北的主要基地。
(金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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