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民族的抗垦斗争
20世纪初，清政府在蒙古地区强制推行的放垦蒙地政策以及民国时期在内蒙古盟旗的大规模开垦，对蒙古民族传统的自主权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带来严重的剥夺和破坏性影响。因此，放垦蒙地从一开始就不断遭到蒙古族各阶层的普遍抵制和反抗。
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伊克昭盟各旗不断掀起以“独贵龙”为独特组织形式的反抗斗争。“独贵龙”蒙语意为环形、圆圈。参加“独贵龙”的人聚会时坐成圆圈，以表示成员的平等身份，在上书呈控签名时，组成环形，不知首尾，以避免暴露领导者。1902年，清朝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推行放垦蒙地政策之后，伊盟各旗迫于清政府的强大压力，陆续报垦旗地，大量的土地、牧场开始被垦放，此外，还由于部分蒙古王公札萨克勾结垦务官员，积极报垦或私自出卖旗地，蒙古族人民的传统畜牧业和生计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乌审旗在白音赛音的领导下组成12个“独贵龙”，杭锦旗和达拉特旗“独贵龙”联合组成抗垦武装；郡王旗“独贵龙”在额尔德尼格尔勒率领下，札萨克旗“独贵龙”在旺丹尼玛领导下，准格尔抗垦武装在协理台吉丹丕尔和“独贵龙”首领门肯吉雅领导下，发动了以武力驱逐垦务官员和护垦武装的抗垦斗争，多次击退护垦队和地主武装的进攻。
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苏鲁克旗人（今辽宁彰武县）白音大赉约从1904年起即招聚人马，武装抗清反垦。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前旗（今属吉林省）人陶克陶从1906年率众百余人在哲里木盟各旗流动抗垦，曾攻入突泉、青阳等集镇。1908年，在清军统领张作霖等部的围剿镇压下，白音大赉被捕身死，陶克陶率部继续流动作战，直至1910年在清军重兵的追剿下归于失败。
进入民国以后，北洋政府不顾蒙古族各阶层的普遍反对，继续推行放垦蒙地。袁世凯死后，军阀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各系军阀极力扩充势力，抢占地盘，放垦蒙地成为临近内蒙古地区的各系军阀、官僚和商人大发横财的途径。在此期间，乌审旗“独贵龙”首领锡尼喇嘛发动了武装抗垦斗争，坚持到1919年。1912年，厂汉卜罗、旺丹尼玛率后套地区“独贵龙”武装反抗军阀统治，至1913年被宁夏军阀马福祥诱捕，厂汉卜罗被杀害，旺丹尼玛被解送北京软禁。1914年，达拉特旗“独贵龙”在阿尤尔扎那领导下建立了200余人的武装，曾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军阀部队。后来，阿尤尔扎那被杀害，胡日嘎率几千名“独贵龙”武装，继续坚持反抗王公统治和开垦蒙地。1916年初，胡日嘎被捕，斗争逐渐失败。1925年以后，伊盟乌审旗的“独贵龙”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再次掀起反抗斗争，给蒙古王公、军阀统治以沉重的打击，1927年以后“独贵龙”斗争逐渐进入低潮。
1929年至1931年间，内蒙古东部爆发了由哲里木盟科左中旗领兵梅林（官称）嘎达梅林领导的大规模抗垦武装起义。1929年春，该旗札萨克勾结东北军阀，设立垦务局，准备放垦仅有的未垦部分旗地，激起全旗上下普遍不满。7月，嘎达梅林与全旗60多名代表向旗札萨克王爷和平请愿，要求停止放垦。他们的要求不但没有被采纳，嘎达梅林等4名代表被扣压、监禁。同年冬，嘎达梅林被抗垦群众营救出来后，遂举行起义，发动群众，武装抗垦。其队伍很快发展到上千人，流动作战于科尔沁草原上，袭击垦务局和王府的放垦官员，给王公、军阀统治以沉重打击。1931年4月，在东北军阀重兵围剿下，嘎达梅林牺牲，起义失败。
1941年，国民政府任命陈长捷为伊盟守备军司令以后，陈长捷率部进驻伊盟，对蒙旗实行高压政策，加重敲诈勒索。守备军总部向牧区强征牲畜、粮食，甚至搜取蒙古族妇女头饰。还成立了“屯田督办公署”，宣布开垦牧场30万亩，并杀害了力阻放垦的蒙旗官员奇国贤，从而激起了蒙古族人民的强烈反对。1943年2月21日，札萨克旗保安队官兵杀死追随陈长捷主使放垦的国民党驻伊盟党务特派员白音仓。事发后，陈长捷不顾多方劝阻，对札萨克旗进行军事镇压。3月26日，札萨克旗保安队官兵和当地群众被迫举行武装起义，包围了国民党驻札萨克旗的“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和绥境蒙政会，捣毁了“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扣捕了一些国民党党政人员，爆发了当时震惊全国的“伊盟事变”。札旗起义爆发后，乌审旗、鄂托克旗也相继发动起义响应，包括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的部分王公上层也支持赞助起义群众。他们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反对开垦蒙地，拒绝蒙地驻兵，减轻派购军粮，按月发给保安队粮饷等要求。国民政府不但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命令陈长捷等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掠夺。起义队伍则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反击。当时，国民党部队的野蛮屠杀、镇压蒙古族的行径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和谴责。国民政府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同意和平解决伊盟事变。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和谈判，国民政府终于作出了陈长捷撤职、暂缓开垦牧场和征派粮畜、暂撤札萨克旗驻军的决定。至此，伊盟事变基本结束。
在20世纪的前50年，从清朝政府到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以及各路军阀，在内蒙古实行以放垦蒙地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掠夺始终没有停止；蒙古族各阶层除了上述武装抗垦斗争外，请愿、示威和群众性阻垦活动持续不断，这种为保护家乡和民族生存的抗争，成为近代蒙古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内容。
（乌力吉）